二十世纪，中国的基层传播文化如何实践？ | 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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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下的中国，“传播”既是需要殷切关注的社会问题，也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。相比于其他学科，在格外西化、形式主义的传播学方面，我们有更多的中国化、本土化的经验积累，可以从中看出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经验的线索。

原文 ：《触摸二十世纪的基层传播文化经验线索》

作者 | 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   张慧瑜

图片 | 网络

著名版画家徐匡的木刻作品“学习”创作于1960年，从中我们会思考“谁在学习”“在哪里学习”“如何学习”及“为什么学习”的问题。版画等艺术作品使得工业生产场所变得可见——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中的特殊经验：让工业、工厂、劳动者变得可见。我们联系当时“把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”的说法，专业技能固然必要，培育有文化、会思考的主体亦是紧迫的时代要求。这幅作品的标题“学习”，是中国共产党（下文简称“中共”）延续至今的社会文化经验，强调自我学习、社会教育的重要性。

基层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

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当中，政治与文化是不变的主题，两者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，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。其一，“文化的政治化”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，文学、艺术是媒介，是政治动员和社会教育的手段。其次，“政治的文化化”，即政治理念需要借助文化、艺术来表达，让政治入心入耳，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最后，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核心之一是“人民/群众/大众/普通人”的生成，即将非现代的群众社会化、主体化，使其成为理性的、现代的主体。中国的精英和大众都是二十世纪政治、革命的产物，是“新鲜事物”，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年代，对大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，就像版画《学习》所呈现的，随时随地进行一种半正规的、自我组织化的教育。

在现有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下，与基层传播比较接近的是西方传播理论中的“社区传播”，其前提是强调自主性、社会性的社区自治，它的构造是扁平化的、去中心化的。其实，六十年代想象“互联网”就是一种理想的虚拟社区，是去等级化的、权力分散的网状结构。而“基层”的概念则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，在城市它指的是街道、社区、各种国有企事业单位，在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，同社区相比，基层更有组织性，也更加强调因时、因地制宜。

基层传播并不拒斥与国家或政党的关联，相反，它本身正是基层组织、动员与治理的方式，二十世纪中国政治、社会革命的特征是深入基层。

中国最早出现“基层”的概念大约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相比控制大城市、东部地区的国民党力量，中共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而进入乡村、偏远地区，以在军阀势力薄弱的缝隙地带建立武装根据地的方式图生存、谋发展，为了在敌占区、前线地带发展抗日根据地，动员基层、组织基层成为共产党立足、发展的根本。根据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空间，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地理学，是去空间化的空间和去主权化的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只靠军事上的游击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，根据地的巩固需要依靠深入基层、组织群众，依靠社会改革和文化动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以报纸为代表的基层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当时，借助由代办所、乡邮站、报站等组成的农村通讯网，《人民日报》深入村庄和连队，利用“读报小组”等方式“组织人民，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”（1947.05.15《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 纪念人民日报一周年》）。

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经验的线索

毛泽东在对《晋绥日报》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道：“党报的作用和力量，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，方针政策，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，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。”作为地方性的党报，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中包罗了中共在根据地的诸多基层传播实践。

用基层传播手段构建基层社会的有机性。从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中呈现的大量内容来看，中共十分擅长就地取材，基层传播的手段多样灵活，黑板、幻灯、快板、音乐、戏剧、文学等等，都是常见的传播形式。1947年4月29日的报道《前线部队的新创造——门板报》就较为详尽地对“门板报”这一新形式的制作、内容、成效进行了描述：一是“谁来写”，是“每个战士、干部”，也就是能写、会画的都要参加，群众性要强；二是“写什么”，门板报的主要内容是表扬，同时也有批评意见；三是“为谁写”，其读者和作者均是连队内部的干部和士兵；四是“通过什么写”，即利用门板这种最方便得到的“平台”；五是讲究“时效性”，理论上要求每天都写；六是达到的“效果”，文中提到，“官表扬兵，兵表扬兵，兵表扬官的群众性的表扬方法，使部队换了一个样子”。

这篇报道是一篇典型的工作经验而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和消息。类似服务于基层的门板报还有很多，如前沿阵地里的火线报等。

改造旧形式，打造跨媒介融合平台。在根据地建设中，社会治理是关键，这就包括把现代的、启蒙的理念带入乡村，让群众接受现代观念。在1947年4月15日的报道《黎城东关骡马大会群众买了四百牲口》中，传统牲畜交易的“骡马大会”变成了具有多重社会职能的“现代展览会”。其中聚集了多种宣传手段——街壁上描画着四大家族的丑像、美军在华暴行的大漫画，墙上刷写着时事大标语，小花戏、广场剧、扭秧歌等文艺活动也融入了宣传内容。展览会本来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，被搬用至农村集市转化为卫生馆和生产馆，成为教育普通群众使其了解现代防疫知识和提高纺织技术的手段。

可以说，骡马大会承担着政治动员、社会教育等职能。利用牲畜买卖的旧形式，把现代理念镶嵌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中，把旧集市改造为跨媒介的、媒介融合的宣传平台。

通过写稿，塑造群众主体性。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中的很多稿件来自群众通讯员，通讯员是一种实现党报群众性的重要制度。这种去职业化的新闻生产方式，不是由市场化的线人提供新闻线索，而是生活在基层的群众通讯员承担着报道基层、反映基层的任务。如1946年5月17日的《〈新大众〉发行增至八千余份》所记，“其最大特点是‘读者就是作者’‘做什么写什么’。给杂志写稿的人有小学教员、区村干部、农村剧团团员、战斗员、勤务员、交通员、理发匠等。”“读者就是作者”“做什么写什么”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“用户生产内容”，如果换成党报传统，就是“群众办报”。

社会主义文化强调生产和工作伦理

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中有大量关于生产竞赛、节约运动、增产运动的报道以及群众运动、翻身运动等工作经验的报道，使得工作经验、地方经验和卫生、农业技术广泛传播，也表明这是一种不是“新闻”的新闻，是一种参与政治、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新闻。

与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不同，社会主义文化强调生产和工作伦理，生产本身成为一种可见的空间，农村生产、工业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表现的重要对象。《如何组织起来解决劳力困难》《经过精确计算徐家后克服劳力困难》等报道就叙述了精确计算管理在互助组、合作化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。这种生产性的文化，一方面与劳动者的主体相关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本身带有一种对工业、现代的崇拜。这种服务于生产的传播，与美国传播学建立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传播学不同，是一种在地条件、技术创新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产物。

比如大生产运动中，动员妇女、孩子、老人参加纺织运动，就涉及到妇女解放、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等社会治理问题。

因此，根据地新闻治理的三条关键经验是“不是新闻的新闻”“为了或服务于生产的传播”和“作为社会治理的传播”。在今天，通信基础设施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乃至学习强国APP的推广，作为基层传播的新兴形态，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经验的线索。
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3期第6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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